所謂「中國模式」，即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30年﹞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的發展模式。「中國模式」這概念雖在中外學界仍存在一些爭議，然其所概括的鮮明特徵卻可被視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領導人制訂及推行政策的根本方針。模式的部分特徵包括強調政府的主導性、強調政策的實踐性及強調以人為本的施政等等。

中國領導人素來強調走自己的路，著重政府的主導以及控制權，其推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使政府可以調控市場機制。所以，對於國外對其政策的批評，會視作視為「干預中國內政」。事實上，中國現時的緊盯美元政策，原為穩定金融危機時期的經濟環境。然而，近年亞洲經濟迅速復甦，面對著復甦緩慢的歐美國家，不少亞洲貨幣兌歐元及美元皆已升值至貼近金融海嘯前的水平，中國作為亞洲經濟火車頭，被要求把人民幣升值可說是合理預期。可是，面對歐美各國﹝尤其是美國﹞對幣值議題不斷施壓，要求大幅升值，更被美國國會提出列入「匯率操縱國」的言論刺激，即使中國有意把人民幣升值，也不願給人一個受到外國干預而升值的錯覺。此外，在一黨制的政治制度下，共產黨、政府及國家的概念被混為一體。這種強調政府主導性的特質被放到國際議題上，往往會在社會上形成一種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在現時所謂「大國崛起」的形勢下更見上揚，繼而牽制中國領導層的決策，反使中國政府在升值議題上更難有迴旋餘地。這些由強調政府主導性衍生出來的種種因素，致使中國政府未能找到推行匯改的合適時機。

在強調政策的實踐性方面，由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其原創性，所以很多政策的推行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先行先試，再作微調。金融政策如發行人民幣債券、人民幣結算試點等，皆循此方針。倘人民幣升幅過急，可能會加劇外資的炒作活動，為內地經濟帶來更大衝擊。而且，中國的貨幣政策從來都是控經濟、保就業的手段，所以在著重實踐的方針下，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改革的推出步伐必是穩建而緩慢的。

第三是強調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所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有別於鄧小平時期「發展是硬道理」的粗放式經濟發展，在已有部分人富起來的情況下，以人為本的政策著重收窄城鄉貧富差距、完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及發展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以彌補過往粗放式發展對環境及民生做成的傷害﹞。政府透過對農村補貼、加快國企產業轉型以求發展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結構。然而，人民幣若大幅升值，必使佔國內三分一勞動力的農民生活得更困窘，貧富懸殊加劇。所以，人民幣匯率改革必會是一個以國內民生發展為本、漸進而長期的改革。

總括來說，以總結中國過往六十年發展經驗的「中國模式」特質觀之，人民幣匯改必然是一種根據經濟發展作出調節，以央行引導市場，且具有彈性的漸進方式改革。漸進升值不但合乎國情，亦有助促進全球經濟的平衡。雖有輿論認為人民幣若要國際化應加快升值步伐，然而，從中央政府力求於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及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來看，中國已為人民幣匯改及國際化訂下了初步的時間表。人民幣國際化會於2020年初步達成，匯率政策到其時應極具彈性，並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但決不是完全自由浮動。

就短期的匯改而言，輕微升值及擴大彈性可說是合理預期。金融危機最壞時刻已過，人民幣匯改的第一步應是與美元脫鈎，並改行對一籃子貨幣的爬行釘住匯率制度(Crawling Peg)。筆者認為升值幅度可為每年2%-3%，若經濟環境穩定，幅度可按年再調高1-2%。這種匯率制度及升值幅度既可擴大人民幣的彈性，有利於應付規模越來越大的人民幣計價跨境貿易和投資往來，亦使國內經濟免受劇烈衝擊。

筆者預期升值時機應在七月上旬，主因是將於本月底舉行的第二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及六月舉行的二十國集團第四次峰會等會議，應可為中國及國際社會就環球金融的發展及人民幣議題上釐清疑慮，達成部分共識。此外，歐美各國似乎明白向中國施壓不但無助升值訴求，更可能觸動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打亂中國政府的部署。從美國財長蓋特納一改口風，認為人民幣升值與否應由中國決定，並決定推遲發佈認定中國是否「匯率操縱國」的政策報告，以及歐盟公開支持人民幣逐步升值等舉措觀之，歐美正刻意營造重視中國匯改自主性的形象，為人民幣早日升值開路。另外，近期美元持續走強以及歐元勢弱，既輕微緩和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亦為人民幣輕微升值提供條件。 所以，在有利升值的外在環境下，中央政府可於六月尾與國際社會充分溝通，若一切沒有節外生枝，人民幣最快可於七月上旬開始升值。

朱浩霆

作者為國際金融管理學會(香港分會)執行幹事